土地财政的急转直下，给铁饭碗和吃体质经济饭的群体前路蒙上阴影。前者遭遇了一系列的降薪、追缴，但毕竟饭碗还在；后者的命运则更显难堪。
疫情的到来则进一步激化了地方的杠杆水平，以至于最高层不得不出手对地方的举债、基建进行限制。
具体到微观，诸多地方为了维持基本运转开始各显神通。有卖食堂、政务数据这类资产的，有清理编外人员的，甚至有从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中抠钱用于偿还债务和其他支出的，这些新闻大家应该都印象深刻。
除此之外，今年以来诸多地方的水电暖等公共服务开始涨价，罚没收入占比则不断提升。
想办法开源节流，是如今不同层级、地区的共同愿望。
在此大背景下，一些老生常谈的呼声也再次热了起来：
有观点认为，治理可以趁此机会将原本以间接税（如增值税）为主的税收模式变为以直接税（如所得税）、财产税（如房地产税）、资本利得税为主，这样既可以增加地方收入，又可以缓解长期存在的两极分化问题。
乍一看，这种观点似乎对普通人更有利：
毕竟，普通人的资产、收入基本达不到纳税的门槛，这些税的征税对象必然以有钱人为主；
那些有钱人被征税之后，纵使自己拿不到直接的金钱补贴，相关款项能被治理用于公共事务，也能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。
但这些观点忽略了：相关税收固然会让有钱人纳税更多，但普通人也无法幸免。老何之前就写过了房地产税的负面作用，读者朋友们可以翻翻。
可是，虽说提高税收会有负面影响，但维持地方治理的运转终究有更高的优先度。
如果这轮阵痛转型能让我们的财政转向发达国家“细水长流”的健康模式，那么，有魄力的改革者也不会拒绝。
这种突如其来的阵痛，我们近几十年来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，比如双轨制，大下岗，教培、互联网和金融的管理收紧，等等。
尤其是，税收还有一项重要目的：抑制两极分化。而在过去，税收的这一功能长期作用有限。
同样是一笔高额收入，劳动所得到手几乎要被切掉一半；
企业营收一般也要切掉一部分；
但如果是买卖、炒作资产（如，房产、商铺、股票）获利，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更不必说，我们目前的税制对单纯持有资产（如，房产）的行为并不征税。这一情况同过去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相结合，便产生了辛苦劳动、做实业还不如在大城市买房后坐等房产升值、吸血收租、炒房的荒谬现象。
“实业误国，炒房兴邦”的牢骚由此产生。更多的市场主体干脆用脚投票，直接参与到房地产、资本市场的投机当中。其中不仅有民营企业，还有国央企。
如今，一些前沿的动作已经出现。
